1998 年的夏天，李明背着帆布包走进镇政府大院时，蝉鸣声正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他刚从中专毕业，托了三姑六婆的关系才挤进多种经营办公室，胸前的工作证还带着塑封的温热。

办公室靠窗的位置坐着个中年人，姓王，大家都喊他老王。无论三伏天的热浪把铁皮屋顶晒得发烫，还是梅雨季的潮气浸得墙皮发潮，老王头上那顶深蓝色的的确良帽子总像焊在头上似的。李明盯着那顶洗得发白的帽檐，心里的疑团像野草般疯长。他私下问过同屋的小张，对方只含糊地摆摆手：“少打听，王哥就这样。”

报到第三个月的镇政府聚餐，摆在供销社食堂的八仙桌上堆满了红烧肉和炸丸子。酒过三巡，老王被几个年轻人起哄着要划拳，他仰头灌下大半杯高粱酒，帽檐随着动作晃了晃。李明借着酒劲凑过去，手指突然发痒 —— 那顶帽子底下到底藏着什么？

“王哥，天这么热还戴帽子？” 他笑着伸手，指尖刚触到帽檐，就被酒精点燃的冲动推了一把。帽子在空中划了个弧线，落在油腻的地板上。

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老王光秃秃的头顶在吊灯光下泛着亮，几颗红痣像落在雪地里的樱桃，周围响起倒抽冷气的声音。李明这才看清，那头皮光溜得像刚剃过的僧头，连层绒毛都没有。

“你他妈干什么！” 老王的脸涨成猪肝色，手忙脚乱地去捡帽子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同桌的副镇长猛地把酒杯顿在桌上，酒液溅到李明手背上，烫得他一哆嗦。

后来李明才知道，老王是副书记的远房表舅，在镇政府熬了二十年才混上副主任科员。据说他三十岁就开始谢顶，那些红痣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，最忌旁人提起头上来。那天散席时，副书记拍着老王的肩膀说 “年轻人不懂事”，眼神却像冰锥似的扎在李明背上。

年底评优，李明的名字被划掉三次。次年机构改革，多种经营办公室并入农业服务中心，别人都升了半级，唯独他还是办事员。有回下乡核查补贴，副书记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小李啊，做事要稳重，别毛手毛脚。” 阳光穿过副书记办公室的窗棂，在他鬓角的白发上跳着，李明低头盯着自己磨白的鞋尖，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。

这一熬就是三十年。办公室换了八任主任，镇政府的铁门刷了十二遍漆，李明的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，档案袋里的 “科员” 二字始终没变。去年冬天整理档案室，他翻到 1998 年的考勤表，老王的名字旁边还粘着半片干枯的帽檐布料。窗外飘着雪，李明把那碎片夹进党章，玻璃上映出自己同样开始谢顶的额头，只是上面没有红痣，只有岁月凿出的沟壑。